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首家中国航司恢复国际定期客运航班 民航市场加速回暖******

　　本报记者 施 露

　　1月18日11时，吉祥航空HO1325航班于上海浦东国际机场顺利起飞，搭载201名旅客直飞泰国清迈，首班航班客座率达99%。此外，当天飞往泰国普吉的吉祥航空HO1321航班也于16时30分起飞。

　　这是目前中国航司首批恢复的国际定期客运航班，有利于进一步有序推动出境游市场的健康恢复及提升航空市场活力。

　　销售数据显示，航班恢复当周，上述两条航线平均客座率超八成。随着出境游的热度不断升温及利好政策出台，旅游需求将得到持续、有序释放。

　　去哪儿大数据研究院院长兰翔对《证券日报》记者表示，“相对2019年的平均价格，目前国际机票价格处于高位，整体国际航班恢复至正常水平仍需一定时间。”

　　将发力泰国航线网络覆盖

　　1月18日上午，吉祥航空在上海浦东国际机场举行仪式，庆祝率先恢复上海浦东至泰国清迈、普吉航线的定期国际客运航班运营。“航空业正稳步迈向复苏，完全得益于各项政策的不断落地、优化。”吉祥航空董事长王均金对《证券日报》记者表示，“成功恢复上海浦东至泰国清迈、普吉航线的每日航班运营，是航空与旅游业复苏的重大里程碑。我们期待未来能有更多国际与地区航线得以恢复往日生机，这将为国家持续高水平对外开放提供源源不断的交通动力。”

　　根据航班编排计划，除了从2023年1月18日起分别执行每天1班上海浦东至泰国清迈、普吉的航线外，吉祥航空还将于近期对上海浦东至普吉航线实现增班至每周10班。

　　与此同时，吉祥航空将持续发力泰国航线网络覆盖，上海浦东至曼谷航线自原先每周1班加密至每周7班，其中每周三航班使用吉祥航空旗舰787-9梦想飞机直飞曼谷素万那普机场、其余日期航班将降落曼谷廊曼机场。未来，吉祥航空将视市场与客流情况，继续加密上海浦东至曼谷航线至每周8班。

　　“2023年是泰国旅游年，我们热烈欢迎中国游客到访泰国，体验历史悠久又富有地区特色的泰国文化，感受神奇泰国的新篇章。”泰国国家旅游局上海办事处处长罗兰在仪式现场表示，“我们期待吉祥航空未来能够开通更多泰中间直飞航线，通过航空运输的桥梁加深中泰一家亲的人文交流与两国传统友谊。”

　　民航业正快速修复

　　近日，吉祥航空控股股东——均瑶集团总裁、均瑶健康董事长王均豪公开表示，“航空市场正在快速恢复，不仅国际航班满座，国内航班也恢复到七八成的水平，随着中国春节的到来，还将继续回暖，相信国际航线还会不断加密班次。”

　　去哪儿大数据研究院副院长郭乐春认为，“出入境政策调整有利于促进国际航班有序恢复，但受限于国际航班编排审批，航班供给量不会大幅增加。目前计划航班数量仅400班，即使全部执飞也仅仅达到2019年的10%，机票价格仍处于高位。但是我们也看到，往返中国的直飞国际航班持续增多，恢复势头是可喜的。”

　　华泰证券在研报中表示，中长期来看，2023年或将成为我国民航复苏开启之年，我国民航业有望进入修复通道。供给端，机队增速放缓与内生需求之间的缺口逐年累积，将成为行业持续景气向上的重要催化剂，为航司收益水平和盈利上涨提供动力。

　　华创证券表示，春运首周(1月7日至1月13日)，铁路、民航客运量单日已接近2019年春运同期的80%左右，国内民航旅客量发送量已达到2019年春运同期的85%左右。春运第八天(1月14日)，全民航执行客运航班量12028架次，恢复至2019年春运同期的79.8%，其中国内航班量11752架次，恢复至2019年春运同期的94.5%。

　　数据显示，1月1日至13日，三大航航班量环比去年12月整体提升62.4%。另外，春秋航空环比提升23.8%，吉祥提升33.4%，华夏提升28%。票价上，1月14日全民航平均票价同比提升35%，较2019年同期提升8%。

　　从机场客流来看，今年春运至今，浦东机场日均航班量692班，较去年12月份日均航班量环比提升74%，航班量恢复至2019年春运同期的55%；白云机场日均航班量936班，较12月份平均提升129%，航班量恢复至2019年的74%，深圳机场日均航班量831班，航班量恢复至2019年的90%；三亚机场日均航班量383航班量恢复至2019年的105%。(证券日报)

一题而三命意的《伶官传序》******

　　作者：詹丹

　　欧阳修的史论名篇《五代史伶官传序》分别在中开头、中间和结尾，出现了三处观点句，即：

　　盛衰之理，虽曰天命，岂非人事哉

　　忧劳可以兴国，逸豫可以亡身

　　夫忧患常积于忽微，而智勇多困于所溺

　　对此，虽然有人曾提出哪一处是中心句的疑问，但也有不少学者把三处观点作了归并处理。如流行甚广的朱东润主编的《中国历代文学作品选》有关这篇作品的题解，就把三处观点整合在一起加以论述道：

　　这篇文章是把“庄宗之所以得天下与其所以失之者”作为教训，说明“忧劳可以兴国，逸豫可以亡身”，“祸患常积于忽微，而智勇多困于所溺”，指出一个王朝的兴亡主要决定于人事，在当时历史条件下，有其进步意义。

　　而陈必祥在《欧阳修散文选集》题解中论及此文时，把第一处观点句称为“全文的主旨”，把第二处称为“结论”，又把第三处称为揭示“带有更普遍意义的教训”，是“扩大和深化了主题”。只不过用换一种说法，依然对三处观点句作了归并处理。

　　不过，吴小如在1980年代论及该文的主题时，一方面归并处理了三处观点，但更重要的，他还有着深入一步的看法：

　　这篇文章的主题归纳起来不外这三层意思：首先是盛衰治乱兴亡之理，由于人事而未必由于“天命”，这是一篇的主干。其次，所谓“人事”，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：即“忧劳可以兴国，逸豫可以亡身”和“祸患常积于忽微，而智勇多困于所溺”。

　　虽然吴小如在提出主题的三层意思的同时，对内部关系做出了逻辑分析，认为第一处观点句“人事”是主干，后两处是“人事”的具体表现，大致体现出“总-分-分”这样的逻辑关系。但我的看法稍有不同。

　　从逻辑分类看，后两处的观点，确实都属于“人事”的范畴。但从观点的抽象到具体的递进程度或者说从“人事”的普遍性到特殊性看，其间的关系又是步步深入的。

　　由于第一处提出的观点“盛衰之理，虽曰天命，岂非人事”中的“人事”毕竟没有具体内涵，所以这是在一个宏观角度，提出了与“天命”相对的观点，来构成盛衰之理的具体内涵。也就是说，相对于纷繁复杂的“人事”来说，这个概念本身是抽象而又空洞的，只是当作为与“天命”对等的一个概念，把传统的认同“天命”的观念也向“人事”有所转向，才有其具体的针对性。

　　也正因为“人事”概念本身的抽象和空洞，所以它反倒像虚位以待的框架，可以容纳丰富的内容。其实，庄宗之所以失天下的原因本来就复杂，《旧五代史》在庄宗本纪最后评价说：

　　然得之孔劳，失之何速？岂不以骄于骤胜，逸于居安，忘栉沫之艰难，狥色禽之荒乐。外则伶人乱政，内则牝鸡司晨。靳吝货财，激六师之愤怨；征搜舆赋，竭万姓之脂膏。大臣无罪以获诛，众口吞声而避祸。夫有一于此，未或不亡，矧咸有之，不亡何待！

　　其罗列出的林林总总，所谓“咸有之”，正说明了这一点。当然“伶官传序”似乎更突出其重点，所以在林林总总的“人事”中，强调了人的行为上的“忧劳”和“逸豫”这一组概念对比。这样就把抽象的宏观的“人事”递进到相对具体的中观层面。这当然是有庄宗的具体行为可以呼应的，这里且举一事为例。

　　《新五代史》有记录说：

　　同光三年夏，霖雨不止，大水害民田，民多流死。庄宗患宫中暑湿不可居，思得高楼避暑。宦官进曰：“臣见长安全盛时，大明、兴庆宫楼阁百数。今大内不及故时卿相家。”庄宗曰：“吾富有天下，岂不能作一楼？”乃遣宫苑使王允平营之。宦者曰“郭崇韬眉头不伸，常为租庸惜财用，陛下虽欲有作，其可得乎？”庄宗乃使人问崇韬曰：“昔吾与梁对垒于河上，虽祁寒盛暑，被甲跨马，不以为劳。今居深宫，荫广厦，不胜其热，何也？”崇韬对曰：“陛下昔以天下为心，今以一身为意，艰难逸豫，为虑不同，其势自然也。愿陛下无忘创业之难，常如河上，则可使繁暑坐变清凉。”庄宗默然。终遣允平起楼，崇韬果切谏。宦官曰：“崇韬之第，无异皇居，安知陛下之热！”由是谗间愈入。

　　在这里，身为一国之主不顾民间疾苦而只想着自己安乐，庄宗过往忧劳与当下逸豫的鲜明对比，成为一种身体的真切感受，而不听忠臣进谏、尽受小人蛊惑，常常又是关联在一起的。《资治通鉴》也记录了这一史事，胡三省加注感叹说：“郭崇韬之言，其指明居养之移人，可谓婉切，其如帝不听何！”

　　此外，观点句中，“兴国”和“亡身”对举，“国”和“身”还有互文足义的意思，所以文章最后提出庄宗“身死国灭”，就有了词语肌理上前后呼应的连贯性。

　　值得注意的是，虽然庄宗后来的“逸豫”事例斑斑可举，但文章从《尚书》中的“满招损谦受益”引出该文的观点句“忧劳可以兴国，逸豫可以亡身”，还是说明这种现象具有相当普遍性。这样，把这种虽然具体但依然普遍的观点，推进到庄宗个人境遇的特殊性，也就是作为“序”而指向“伶官传”的特殊性，所谓“忧患常积于忽微，而智勇多困于所溺”，这是呈现第三处观点句的意义所在。相对第一处的宏观和第二处的中观来说，这第三处的观点句，就是微观了（尽管结尾的“岂独伶人也哉”一句，显示了作者也努力要把这种特殊的微观回扣到普遍性中）。

　　在以“宏观”“中观”和“微观”理解三处观点句的递进关系时，我们都是以“人事”为立论前提的。在这过程中，作者所谓的“虽曰天命”一句，似乎被抛到了一边。我们固然可以说，作者强调了人事的重要性的同时，并没有完全否认“天命”的存在，但其向下文延伸的肌理性关系，似乎已经被我们无视。我们没有意识到，在其论述的递进过程中，那种似乎已经隐身的“天命”意识，其实际内涵已悄然发生了改变。

　　许多人在强调第二处观点句时，无意中遗漏了“忧劳可以兴国，逸豫可以亡身”的后一句“自然之理也。”而这似乎从“人事”中逸出的，这不能被主观世界完全掌控的普遍性、规律性之理，以颇为“自然”的方式出现，使得我们忽视了其存在。而这，恰恰是能够跟同样不受人的主观控制的“天命”互为相通，形成一种肌理性联系。

　　日本学者沟口雄三在谈到唐代向宋代有关天的观念变化时，认为是从“天谴的天向天理的天的变化”，也就是“主宰者的天向理法的天的变化”。唐以前的人们习惯认为，作为主宰者的天似乎有着人格意志，可以借助自然灾害，对君王犯下的错事做出谴责，以提醒君王纠正过错，所谓“天谴事应”。此类观念到宋代已经受到了不少学者的挑战。欧阳修和宋祁主持编撰的《新唐书》，就讨论了“天谴事应”的问题，并对此有所质疑。在“五行志”中，认为后世之人是在“曲说而妄意天”，所以他们编写的体例就“著其灾异，而削其事应。”而《五代史伶官传序》中提出不受人意控制的自然之理，正是从“天命”向“天理”过渡的桥梁。当天理内在于人事中（这被沟口雄三称为“欧阳修的天地人之理”）得到理解，成为一种规律时，认识到这种规律、这种天理的存在其实只是一件稀松平常的事。不过，当人们总是通过自己的言行来反复证明这个规律的存在，不断重蹈覆辙时，才是一件使人不胜感叹的事，也难怪欧阳修会在他的史论中，常常劈头就感叹一声：“呜呼！”

　　（作者单位：上海师范大学光启语文研究院）

　　（文图：赵筱尘 巫邓炎）